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于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茍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廩，伊尹負于鼎俎，傅說匿于傅險，呂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災，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享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丑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于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浮沉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茍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于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于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捍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強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游俠列傳序》在藝術手法方面頗具特色：其一為作者巧妙地運用對比、襯托手法。總的來說是用儒俠作對比，借客形主，從而烘托出游俠的可貴品質。在行文過程中，又分幾層進行對比。一類儒者是靠儒術取得了高官的人，他們虛偽狡詐，毫無信義可言，僅憑有權有勢，就受到稱贊。這與濟人之危、奮不顧身的游俠反而受到污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另一類是無所作為，對社會實際沒有什么益處的閭巷之儒，他們也歷來受稱頌，而扶危的游俠，卻從來沒有得到過這樣的榮譽。此外，作者還拿孟嘗君、平原君之類的貴族之俠與布衣之俠作了對比。通過上述層層對比，不僅突出了布衣之俠的高貴品質，而且對他們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亦表示了強烈的不滿，揭露了社會的黑暗與不平，從而大大深化了主題。其二反復詠嘆，加強了抒情性。文中從不同的角度，反復地稱贊游俠，而字里行間充滿了作者強烈的愛憎。首先是從正面肯定他們的言必信、行必果的高尚品德，接著稱頌布衣之俠的“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茍而已也”。又說遭受困厄之士人，也常常依附游俠的幫助。這些均屬滿腔熱情的稱頌。繼而用布衣之俠與季次、原憲一類的儒生作對比，并提出“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文章結尾是直接稱贊漢代的游俠朱家、郭解等人“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誠如《古文觀止》的評語：“一篇之中，凡六贊游俠，多少抑揚，多少往復，胸中犖落，筆底攄寫，極文心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