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圣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孫、吳，然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逼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后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云、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余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余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后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后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偽作論據

　　（一）良史陳壽修《三國志》，編《諸葛亮集》，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經過審慎斟酌的，但其均未收錄此表

　　（二）此表氣綏調低，與《前出師表》辭氣迥異，非出自一人之手，蓋諸葛亮侄兒東吳大將軍諸葛恪偽作，目的在于以”此表為他的伐魏主張制造有力的旁證“，因為諸葛恪在《論征魏》一文中曾說：”每覽荊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嘆息也"。而“陳與賊爭競之計”的只能是《后出師表》。（或說是張儼偽作）。

　　（三）表中所列史實有誤。《趙云傳》載云卒于建興七年，而六年十一月的《后表》卻說云已死。

肯定觀點

　　（一）陳壽《亮集》未載此表，不足為偽作之證。

　　陳氏修史編集對史料取舍，確實是經過審慎斟酌的，但卻不是完備詳盡的。將《亮傳》與《武帝紀》相較，前者顯然簡略的多，諸如伐吳、南征、八陣、渭南之戰等理應明確詳述的內容，他都一筆帶過，或未作記載。

　　又陳壽編《亮集》，主要依據司馬氏從成都接收運回洛陽的蜀漢政府檔案，這個檔案經公元264年鐘會成都兵變后已不完整。又考裴注所引諸葛亮“言教書奏”，有一部分明確謂“《亮集》載“；而有一部分非出自《亮集》，如《絕盟好議》出自《漢晉春秋》，《與陸遜書》出自《江表傳》等；還有一部分未注明出處，如《公文上尚書》《與李豐教》等。這些都說明陳壽所編《亮集》并不完備。《后表》或因重在分析形勢，關乎軍情機密，不宜公開宣示，故流傳不廣；或因成都之亂散失，陳壽未見到。

　　裴松之就是針對《三國志》這種“失在于略，時有脫漏”的情況注補之，且對本文及注引材料每每刻意懲妄論辯，但對《漢晉春秋》所載《后表》只存錄而并無疑義，看來裴氏相信這是諸葛亮所作。

　　（二）所謂前、后表詞氣迥異、風格不同字觀點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后表》所謂“才弱敵強”，既是諸葛亮轉述當初劉備的看法，也是他把蜀漢的總體人才質量、軍事力量跟曹操及其龐大的人才群和軍事力量作對比后實事求是的結論，它與《前表》中的“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語義類似。

　　《后表》所謂“夫難平者，事也”，“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等語，是在首次北伐失利后，針對議者非料度“必勝”絕不出兵的觀點而講，是就即將二次北伐的戰役而言，并不是對興復漢室、統一全國的長遠目標喪失信心，諸葛亮所列舉的曹、劉集團成敗浮沉的曲折歷史完全證明諸葛亮“凡事如是，難可逆見”乃清醒客觀之言。所以《后標》并無“志衰氣喪”的情調。

　　再看二表的用辭風格也基本一致：《前表》所謂“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說的是當前的任務，與《后表》“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辭義仿佛，所謂“庶竭駑鈍，攘除奸兇”，說的是自己的職責和決心，與《后表》“鞠躬盡力，死而后已”之心志一脈相承；所謂“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指長遠的目標，非認為一舉大勝，它與《后表》并不矛盾。

　　《后表》與《前表》及諸葛亮其他文章，都有如下共同的特點：講究對仗排比、有漢賦駢偶特色；音節鏗鏘，縱橫捭闔，回轉層疊，說理透徹；感情真摯，語言酣暢平易。所不同的只是，《前表》偏重敘事抒情，《后表》專注于論述批駁，互為補充映照，合之為一完璧，故當出自一人之手。

　　（三）諸葛恪不可能偽作。

　　建興六年冬諸葛亮二次伐魏前曾向其兄吳公安督諸葛瑾致書通報軍情，言“與賊爭競之計”的《后表》應是此時傳送到諸葛瑾手中，而后其子諸葛恪看到，再有吳大鴻臚張儼撰《默記》時收錄。

　　假使諸葛恪偽作，他當會大贊叔父，貶抑曹魏，決不會造“難可逆見”一類有余之辭；假使他做偽作的目的是為自己伐魏的樂觀主張做“旁證”，則會轉引其辭以說服他人，然諸葛恪“見家叔父表”，只是“喟然嘆息”而已；諸葛恪“見家叔父表”，在公元253年，時蜀漢尚在，兩國使者頻往，知情者均在；又諸葛恪作為吳臣，安肯曰“孫策做大，遂并江東乎？”所以，諸葛恪偽作叔父表章是不可能的。而如系張儼偽作，起碼首先騙不了諸葛恪這位知情者。

　　至于張儼將《后表》收入《默記》，一則因為儼是主戰派（由裴注引《默記·述佐篇》）可見，二則因為《后表》與《默記·述佐篇》體例相符。張儼曰：“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既肅整，遺教在后，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謇謇，義形於主。”顯然，其“陳進取之圖”的，主要當指《后表》，他之所以主戰并對諸葛亮屢以弱攻強的進取方針予以肯定，受《后表》的感染當是一個重要原因。

　　（四）關于趙云死亡時間，可能是《三國志》有誤。今但知建興六年夏初趙云箕谷失利退回褒谷道，其秋子赤崖屯田，其后活動一概不見史載，即使建興七年春取武都、陰平二郡之重大戰事亦不見有趙云出現。由此窺測，趙云有可能卒于建興六年冬諸葛亮上《后表》前，靈柩運回大邑縣（蜀漢蜀郡江原縣境）安葬時至七年春，陳壽或有可能因此誤記卒年。